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留在南方 8 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此后，这支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赣、湘、闽、粤、浙、鄂、豫、皖等八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在接下来的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他们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敌人无数次枪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1937年8月，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得知了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后，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洞察力的项英，随后与陈毅等人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决定由反蒋转变为“联蒋”，并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的“进剿”，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一个月后，项英到达南昌，一边与国民党谈判，一边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从这时起，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终于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

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将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以及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的建议。

不久后，项英抵达延安，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情况。在延安时，叶挺同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随后派人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完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当时，有很多人对改编不理解，认为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干部、战士们的意见很大。面对这些思想问题，项英明确指出：国共合作，接受改编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而不是投降国民党。虽然我们换了名称、军服和帽徽，但我们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至1938年3月，南方8省的绝大多数红军游击队，在高度分散，交通、通信联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

为什么说“绝大多数红军游击队”完成改编，而不是全部呢？因为在这次改编中，有一支游击队说什么也不愿意下山，甚至还怀疑中央派来改编的人是敌人假扮的，杀害了前来进行改编的同志。这支游击队，便是由杨文瀚领导的、在上饶、横峰、弋阳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

二、

1938年5月，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赴赣东北弋阳境内的磨盘山, 通知活动在这一带的红军游击大队负责人杨文翰，将游击队带下山接受改编为，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关英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31年任皖浙赣省委书记，也是红十军团的领导人之一。在与方志敏共事的过程中，他坚决站在方志敏一边，抑制王明路线，在红十军团中有着很高的声望。

可关英一踏上磨盘山，便失去了消息。此后杨文翰率领的这支红军游击队，仍然频繁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补给线、兵站、仓库，到处打土豪、炸炮楼。 蒋介石也趁机向中共提出抗议， 东南分局的几位领导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为什么要这么干。

以赣东北磨盘山为大本营的这支游击队，此前一直接受皖浙赣省委的领导，而中央派去的关英，担任过皖浙赣省委书记，曾是杨文翰的直接领导。这也是为什么组织上会派遣关英去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进行改编的原因。

杨文翰领导的这支游击队，是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的余部。1935年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几乎损失殆尽后，其余部在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的领导下，上了磨盘山开展游击战。时任苏区葛源区委书记的杨文翰，也在这支队伍中。

1936年初，缺乏军事经验的关英，想率领这支几百人的队伍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弋阳，结果被十倍于己的敌军包围，部队几乎伤亡殆尽，关英在与部队失散后，只身突出重围。

不久后，那些被打散的游击队员，又渐渐重新会合到了一起，组建出了一支赣东北游击大队。由于在这些人中杨文翰的职务最高，所以他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这支游击队的负责人。

这支游击队虽然号称“大队”，实际上只有不到四十人。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他们只能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窝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条件极为艰苦。

除了物质上的艰苦之外，这支游击队最大的硬伤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在这种环境下，杨文翰却显示出了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用国民党这边的话说，杨文翰“从不干赔本买卖，也从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令国民党方面极为头疼。

虽然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威名震动赣东北地区，但他们的信息完全闭塞，对 1936 年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1937 年 7 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乃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均一无所知。而这种闭塞，也为后来这支队伍悲惨的结局奠定了基础。

三、

1938年5月，关英受组织委派，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由2位警卫员及1名地下交通员陪同，前往赣东北地区寻找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

此前关英只知道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活跃在磨盘山地区，但并不知道确切的落脚点。为了能找到杨文瀚，关英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张旗鼓地向磨盘山地区的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想引起杨文瀚的注意，从而找到游击队。

关英的计策果然奏效，没几天，杨文翰便得到了报告。听说关英在找自己，杨文瀚便派见过关英的游击队员李良海下山寻找关英，并指示一定要看清楚来的是不是关英后，才能把关英带上山。

很快，李良海便找到了关英。在确认是关英后，便将几人带着直奔磨盘山。

当关英一行来到山下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几个游击队员拦住去路，说杨文翰命令只允许关英带2个警卫员上山，让交通员原路返回。关英也没有多想，便带着警卫员上了山。

走到半山腰时，关英一行遇到了游击队的班长练成金。练成金也认识关英，见到关英后，紧紧地握住关英的手，激动地地说：“我们已脱离组织13个月了，盼你们都盼疯了，你们终于来了！”

在练成金的带领下，关英和警卫员又翻过几个山头，终于在山坡上的一个茅棚里见到了杨文翰。杨文翰一见到关英，马上上前握手，并让手下烧了野鸡炖磨菇、笋炒野猪肉、石鸡等好几道菜，为关英接风洗尘。

吃过饭后，关英向杨文翰传达了上级的文件精神，并建议说：“你们下山后，队伍可以驻扎在枫林坞接受改编，你随我到南昌去报到。”

听了关英的话，杨文翰的脸色顿时阴了下来。他冷冷地对关英说：“关书记，你在开化被敌人打散后，我听说你并没有去寻找组织，而是做起了榨油生意。这几天你一直在磨盘山活动，还大张旗鼓地向老百姓说要和国民党合作，国民党的县长和区长不但不抓你，还请你吃饭，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叛变了？这次是不是来诱降我的？”

四、

杨文翰为什么会怀疑关英呢？因为在关英来之前的几个月，国民党方面也派人找过杨文翰，说国共已经合作，请他率部下山商谈合作事宜。杨文翰对此半信半疑，便派了十几个人下山打听，结果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牺牲了好几名游击队员。从那以后，杨文翰便叮嘱部下：“以后不管什么人来说都不能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山！”

见杨文翰不信，关英便耐心地向他解释中央“实行国共合作，联手共同抗日”的精神。杨文翰边听边摇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国民党部队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就算是我同意下山改编，大家也不会同意！”

见说服不了杨文翰，关英也发火了，怒斥杨文翰无组织无纪律，还说要代表皖浙赣省委撤杨文翰的职。

听关英说要撤自己的职，杨文翰愤怒之极，阴沉着脸站起来说：“关英，我早就怀疑你叛变革命，是国民党的内奸！当初我们在一起打游击时，你就瞎指挥，给队伍带来的惨重损失。被敌人包围，你不顾敌众我寡，强令部队冲向前去与敌人拼刺刀，导致唐在刚团长和参谋长邹琦牺牲，部队伤亡殆尽！今天你还想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

杨文翰越说越气，说着说着便拔出手枪，令人把关英和两个警卫员一起捆了起来，并让人搜身。没想到在关英身上，搜到了20块大洋。这一下杨文翰更加认定关英是叛徒，这钱就是被敌人收买的证据。尽管关英一再表明钱是组织上给自己做盘缠用的，杨文翰死活就是不信。

见关英不承认已经叛变，杨文翰一怒之下，让人对关英动刑，要关英承认是叛徒。关英痛得满头大汗，忍不住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

杨文翰的叫骂，让杨文翰气得七窍生烟、头顶冒火。盛怒中的他也没多想，便命令把关英及2个警卫员拖到东潭茅棚杀害。关英被害时年仅32岁。

五、

杀掉关英后，杨文翰在游击队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会上说：“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让我们接受国民党的改编，简直是做梦！不见到红军大部队，我们决不下山！”

杨文翰根本不会想到，这时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哪里还有什么红军大部队？

由于磨盘山几乎与世隔绝，因此关英被杀的消息，中央并不知道。见关英一去不回，还以为他在路上出了意外，于是中央又接连派了几拨人去磨盘山，想让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遗憾的是，这几拨人也和关英一样，被固执的杨文翰杀害了。

1937年9月，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两人上山做动员工作，被杨文翰下令枪杀；1937年11月，党组织指派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动员杨文翰下山，又被枪杀；1937年12月，丁山区委原书记余明兴上山，也被杨文翰下令枪杀。

在对外界保持极度警惕的同时，杨文翰还对游击队内部严加控制，时刻提防身边的“叛徒”。只要队伍里有人谈论国共合作，一律按“动摇分子”论处。从1938年至1942年，就有五名游击队战士以“动摇分子”的罪名，被杨文翰下令枪毙。

由于杨文翰据不接受改编，还时常偷袭国民党军，国民党最终决定调集重兵，对这支最后的红军队伍动用武力彻底清剿。

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调动正规军、民团武装共1.7万人，包围了杨文翰不足500人的游击队。孤立无援的游击队坚持斗争了三个多月后，仅剩60余人，不得不转向皖赣交界处转移。

不得不说，杨文翰的这支游击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他们以数十之众，居然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了四年多。

1943年3月，杨文翰部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次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杨文翰及练成金、刘福喜三人翻下山崖，侥幸逃脱。

由于在突围中练成金和刘福喜都身负重伤，杨文翰只好将他们留在当地群众家中，自己则只身来往于弋阳、铅山等地，收集被找散的人员，打算东山再起。

1943年8月，杨文翰被叛徒鲁冬狗举报，不幸落入敌人手中。当年11月19日，杨文翰被枪杀于弋阳北门鹅门嘴。临刑时，杨文翰仍然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等口号。

随着杨文翰的牺牲，这支红十军团最后的血脉，从此消失在中华在地之上。

江西解放后，练成金向组织上说出了关英被害的全过程，关英失踪之谜才大白于天下。练成金的这份书面证明材料，至今仍保管在弋阳档案馆内。

1950年，关英和杨文翰共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