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毛泽东给出一条明确指示：邀请胡适先生继续担任北大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

“我们一起奋斗过，他曾是我的楷模。”毛泽东念及旧情，对故友多有关照。

胡适闻讯后，却公然拒绝毛泽东挽留，不仅辞任北大校长，甚至搭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赴南京，彻底成为蒋氏政权游走于美国的政治说客。

曾几何时，胡适与毛泽东有过深交，携手互助，共救国难，少年毛泽东曾视胡适为“精神领袖”，那是怎样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胡适又是如何一步步投靠蒋氏集团，彻底背叛昔日的革命情谊的呢？

他是领袖的楷模

毛泽东与胡适的缘分始于《新青年》杂志。1916年9月，杨昌济先生订了几份送给班上的优秀学生阅读，毛泽东就是获赠者之一。

从此，毛泽东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狂热读者，几乎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

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回忆：

“润之宛若魔怔，看书只看《新青年》，谈话也只谈《新青年》提出的社会问题；就连吵架也是为《新青年》辩护，从未见他如此这般。”

毛泽东身为知识渊博，志存高远的中国青年，能被他视作珍宝的《新青年》杂志，确实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刊物。

《新青年》由陈独秀先生创刊于1915年，提倡新文化，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旧礼教，反对封建独裁，又陆续诚邀李大钊、胡适、钱玄通、鲁迅等文人加入。

一时间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思想进步”之风吹遍青年群体，中国民智初开，欣欣向荣。

《新青年》编辑画像（左一为胡适）

当这样一份刊物呈现在毛泽东的面前，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毛泽东写信友人，对《新青年》致以高度推崇：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毛泽东本人也从不避讳《新青年》对自己的影响。1936年，面对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毛泽东感慨道：

“我还是师范学生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新青年》这个杂志了。这本刊物对我的青年时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胡适先生的文章。

他超越了梁启超在我心中的地位，一时成为了我的楷模。”

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1917年9月，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北大校长蔡元培诚聘胡适担任北大文科教授。此时，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读书。

1918年6月，杨昌济先生也被聘为北大伦理学教授，8月，毛泽东从师范毕业，与同学萧子升、罗章龙、李维汉等一行25人来到北京，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奔走。

初来乍到，谋生不易，经老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

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管理员，但毛泽东欣喜若狂，因为这里是北大，是新文化与新思潮风起云涌的圣地，毛泽东与胡适的缘分也就此展开。

胡适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学贯中西，幽默风趣，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不仅本校生蜂拥而至，外校学生也会争抢着旁听，有学生笑传：

“如果你路过第一大教室，看到里面挤满了人，那一定是胡适之先生在上课。”

甚至休息时间，胡适也总会被一群女学生或者校外慕名而来的女青年围在办公室，探讨文学与艺术。

胡适

毛泽东此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书管理员，但伟人的格局与智慧就体现在这里。

不因身份的悬殊而妄自菲薄，应该向优秀的人学习，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地探讨民生，民智，文学，艺术乃至救国。

毛泽东也加入旁听生的行列，成为了胡适课堂每次必到的“学生”。

其实，毛泽东早就悄悄在胡适面前亮过相，那是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写过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

陈独秀阅后拍案叫绝，说什么也要把这篇佳作刊登在《新青年》上，胡适看后也颇为惊喜，连说了几句“甚好，甚好”。

加上恩师杨昌济先生的引荐，毛泽东与胡适越发熟络，毛泽东经常登门拜访，与其交流学术，请求胡适指点文章。

初时，身为知名文人的胡适仍保持着一丝傲气，对一位小管理员并不热情，毛泽东并不介意，总是虚心受教。

久而久之，胡适也被毛泽东的才华，真诚和坦荡所打动，逐渐放下文人傲气，将他看作朋友，多次对毛泽东发起的革命活动鼎力相助！

他为领袖迷航引路

毛泽东身为文韬武略兼备，带领中华儿女走出困境，创立新中国的一代伟人，却在青年时代并未有过留洋经历。

因为这一点，毛泽东曾被党内某些人诟病，贬低为“土”。

更不用说当他走出家乡，来到群英荟萃的北大，校园里随便拉一个教授出来，半数都有着赴美赴英赴法赴德的留学经验。

然而毛泽东永远对时局保持敏锐，并不陷入自我怀疑，他坚持己见，亲手放弃走出国门的机会。

杨昌济

毛泽东来北京的初衷之一，就是组织湖南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恩师杨昌济先生也力劝道：

“润之，以你的聪明才智，你一定要出去看看！”

1919年，一切准备就绪，就在临行前夕，毛泽东突然宣布：“我不去了！”

众人大惑不解，在当时的社会，留洋手续之繁琐令人望而却步，机会之难得堪称千载难逢。

这是中国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群体，筹备于1918年，第一批成行于1919年，第二批成行于1920年。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包括年逾五十的“革命妈妈”葛健豪......都是通过这次机会远渡重洋，探寻救国之道。

毛泽东为广大进步青年忙前忙后，即将成行之际，竟主动弃权。他没有辩解，1919年3月17日，毛泽东亲手将友人们送上赴法的邮轮：“祝诸君早日学成归来。”

周世钊

直到一年后，他给同窗好友周世钊写信，才旧事重提：

“我觉得做学问，实在不该被地域禁锢。社会还遗留着诸多问题值得探讨，有待破解。留洋固然是好事，但中国的苦难不该被忽视，国情之千疮百孔，不能视而不见！”

就在两个月后，毛泽东的担忧得到证实——“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这才得以返乡，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与千万中华儿女共救国难。

让毛泽东下定决心拒绝留洋的人，正是胡适。毛泽东曾致信胡适，询问其看法，胡适表示赞同，对毛泽东的“不留洋论”深以为然。

早在1912年，胡适就写过著名的《非留学篇》，说留学是“过江舟”而非“敲门砖”，是“救急之策”而非“长久之图”，这完全与毛泽东所见略同。

在无人理解的当下，只有胡适为毛泽东的革命信念添了一把旺盛的火。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刊《湘江评论》。离开北京时，毛泽东特意向胡适辞行，请求胡适“支持湖南学生爱国运动”，胡适表示定当全力以赴。

胡适说到做到，他密切关注着湖南的斗争情况，当看到《湘江评论》横空出世，当即向社会各界发起宣传：

“现在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但我要特别介绍一本——《湘江评论》。它的长处是善议时事，它是针砭时弊的，它是一阵见血的。”

以胡适当时的声望，能对一本刊物给予高度评价，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一时间，以《新青年》为首的各大报刊，都纷纷将毛泽东的文章争相转载，掀起极大的“援湘”热潮。

1920年初，毛泽东着手筹备“工读互助团”，他是这么形容的：

“我们各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长沙租一处房子，自立一所‘大学’，进行共产生活。”

为此，毛泽东特意回京向胡适请教，将拟定好的大学章程拿给胡适过目，望其修改。

几天后，胡适在原章程稿上做出密密麻麻的批注，并建议将“工读互助团”更名“自修大学”。毛泽东谢过胡适，拿着章程改稿，就此南去返湘。

同年4月，毛泽东成功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特向胡适寄去明信片：

“现形势一片大好，万象一新，将来若有事求先生指点，届时再相商，暂不多言。”

由此可见，胡适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多有助力，而毛泽东也将胡适视为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

这是毛泽东初出茅庐，上下求索的关键时期，而此时身居高位的胡适，乐于帮助毛泽东成长，这份情谊让毛泽东感念终身。

那么，这段炽热的革命友情为何最终走向分崩离析？

他与领袖分道扬镳

胡适与毛泽东的渐行渐远，一句话足以概括——道不同，不相为谋。

胡适虽为高知学者，也确实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出力，他的文字也曾振聋发聩，唤醒混沌民智。

但是，胡适骨子里是一个“亲美”的富有小资情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早年，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就因政治立场的问题与陈独秀，李大钊发生激烈争辩，最终以“君子和而不同，我胡某人今后只做学问，不谈政治”收场。

一切有迹可循，胡适在北大任教期间，月薪为280元，寓所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院，光月租就要20大洋。

而毛泽东当年担任图管书理员的薪资每月只有8元，甚至还不够胡适一个月的房租。

胡适其行事作风，生活态度显然与信仰马列的共产主义战士格格不入，反倒更倾向国民党。

而在政治意识上，胡适一直将共产党种种救国救民之举，看作“暴力革命”。

胡适只是站在知识份子的角度，信奉他推崇备至的西方改良主义，即通过西方议会选举制度一点一滴促进社会改良，实在过于天真，过于理想主义。

他“亲美”，并没有太深的民族大义，认定背靠美国扶持的国民政府为国家正统，一步步沦为蒋介石最后的“棋子”。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毛泽东念及旧情，并没有急于清算在“政治红线”边缘起舞的胡适，而是向他传递明确意图：

“留下来，不要跟国民党跑，继任北大校长，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

胡适对此嗤之以鼻，公然拒绝毛泽东的好意，于1948年底搭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往南京。

毛泽东闻讯后，恨铁不成钢：“他曾是我的楷模，糊涂啊！”

蒋介石曾当众夸下海口：“胡适可顶几十万大军”。早在十天前，他就与胡适电议赴宁一事，生怕胡“沦陷”在北平，不能为己所用。

原来，蒋介石看中的是胡适在美国有着极高的声望和极广的人脉，他要让胡适去美国替国民政府进行民间外交，拉拢支援，以求和共产党再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知，在外交场合中，私人关系可达到事半功倍的奇效，而胡适的老朋友遍及美国朝野。

此前，宋美龄出访美国遇冷，她向美方提出“3年向国民党再援助30亿美元”，支持国民党扳回败局，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思来想去，用鹰一般的目光锁定住胡适。胡适未经太多犹豫，稍加思索，就接下蒋介石的委托。

1949年3月9日，胡适登上了赴美的巨轮，漂洋过海来到他心向往之的“自由美利坚”，为摇摇欲坠、危在旦夕的蒋氏政权做说客，实现着他所谓的政治理想。

就此，他彻底与老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走向决裂。

遥想1937年9月，胡适也曾赴美，只为宣传抗日做演讲；而这一次，胡适却落得个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结局。

游说当然以失败告终，国民政府的溃败已成定局，美方不愿再给予任何援助。

胡适政治失意，无颜也不愿面对亲友，晚年的他在美国寓居8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回到台湾。

晚年寓居美国的胡适

期间，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胡适的争取，对此，毛主席客观公正地评价道：

“这个知识分子真顽固，我托人向他捎信，让他回来建设文化事业，他统统不回复，也不知道在贪恋什么。但是说实话，新文化运动，胡适是有大功劳的，不能一笔勾销！”

胡适早年的声望远高于毛泽东，他也是积贫积弱旧社会的亲历者，但胡适缺少“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血性，他始终以一个冷静客观的学者自居。

而受过胡适帮助，以胡适为楷模的毛泽东同志则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一句话——“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将你高高举起！”